古代诗人:王充

王充简介

王充(27—约97),字仲任,会稽上虞(今属浙江)人,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。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,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。后来到京城,到太学(中央最高学府)里学习,拜扶风(地名)人班彪为师。《论衡》是王充的代表作品,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

【生平】
家族显赫
 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(今河北大名),系元城王氏之后。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,自开基始祖王贺始,王氏一门内外,上有皇后、宰相、下有列侯、将军及各级官吏,一时间,元城王氏势齐云霄,荣耀非凡。到了王莽时候,废汉自立新朝,元城王氏走向顶峰,成为天下第一家族,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,地位一落千丈。

 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。 “几世尝从军有功”,骁勇善战,后被封到会稽阳亭(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,一说湖州,一说义乌,但位在江浙一带是肯定的),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。

   有封邑奉养、有爵位功勋,加上朝中有人荫蔽,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。可惜好景不长,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,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,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,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。

 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,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,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 肆无忌惮,平日里飞扬跋扈,仗势凌人,乡亲们敢怒不敢言。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,依旧横行乡里,遇到灾荒之年,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,结果仇家越来越多,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。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,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,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,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,他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,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(今浙江杭州),靠经商糊口。王充父辈有二人:长子王蒙,次子王诵,王诵即王充的父亲。搬到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,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,到处欺负别人,大耍无赖,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。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,遂又举家仓皇出逃,落户上虞章镇。

 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,王充在《论衡·自纪篇》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,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,“宗祖无淑懿之基”,成功靠的是自己,同时印证自己“疾虚妄”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,结果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。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不合纲常,斥王充为“三千之罪人”,怎么能自抖家丑呢?后人也多有诟病,“历诋其祖父之恶,恐难称孝”。意思是,别人都可以记,就是你王充不能记!,但王充偏偏这样做了!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、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,王充反其道而行之,不为祖上讳,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。

  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,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,他就是王充。而此时王家已十分穷困,“贫无一亩庇身”,“贱无斗石之秩”。王充十岁左右时候父亲去世,成为孤儿,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。

孤门细族
  王充一生业儒,仕路不亨,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,且多坎坷沮阻,从事迹上看,既无悲歌慷慨之行,也无惊天动地之业。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,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,他的事迹都甚寥寥,实在无法引人入胜。

  王充自谓出自“孤门细族”,但种种迹象表明,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。《论衡·自纪篇》(下引此书,只注篇名)曰:王充者,会稽上虞人也,字仲任。其先本魏郡元城,一姓孙一,几世尝从军有功,封会稽阳亭。一岁仓卒国绝,因家焉。以农桑为业。世祖勇任气,卒咸不揆(原谅)于人。岁凶,横道伤杀,怨仇众多。会世扰乱,恐为仇家所擒,祖父汛举家担载,就安会稽,留钱唐县,以商贾为事。

  元城,旧县,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。充说其先“一姓孙一”,字颇费解,论者疑有脱误,甚是。根据上下文意,后“一”字下当脱“姓王”二字。王氏意谓其先祖“一姓孙,一姓王”。同祖两姓,必是一姓之分化。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,为先秦某工族之后,后来才分为二姓:一姓王,一姓孙。由此看来,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。

  在汉代,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。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。汉制,从军立功者,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、乡、亭。十里一亭,十亭一乡,乡以上则是县。亭的大小,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。级别不高,但可坐食其税,是个中小地主。可惜好景不长,有一年,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,失掉了爵命和地位。无爵可继,有家难归,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,男耕女织,以农桑为业,成了会稽郡人氏。

 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,都骁勇使气,结果结怨甚多,众人皆怨。一遇天灾岁歉,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,杀人越货的勾当,弄得千夫所指。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,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,秩序大乱,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,于是收拾细软,“举家担载”,或肩挑,或车载,离开阳亭,先迁会稽(今浙江绍兴),最后留居于钱塘县,以转手倒卖,贾贩经商为业。由此可见,王充的家世,由先秦王孙,而西汉封侯,进而农桑贾贩,真是江河日下,一代不如一代。

 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:王蒙、王诵。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。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,至王蒙、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,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,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,遂又举家迁入上虞。

 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,到王充出世时,已是“贫无一亩庇身”,“贱无斗石之秩”,再加“宗祖无淑懿之德”。确实是一个“孤门细族”之家(《自纪》)。在这个家里,迎接王充降临的,不仅没有任何财产、名誉地位,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,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。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,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。王充在《论衡·自纪篇》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,是比较真实的。对此,刘知几却不以为然,认为:“王充之《自纪》也,述其父祖不肖,为州闾所鄙”,“必责之以名教,实三千之罪人也!”(《史通·序传篇》)实在不是通达之论。

幼读经史
 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,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,田昌五《王充评传》说“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。”(《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》第二卷)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。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,好勇斗气,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,也十分注意培养。《后汉书》本传说:“充少孤,乡里称孝。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,就是缺乏母慈。这并不符合实际。王充《自纪》曰:充少“有巨人(大丈夫)之志,父未尝答,母未尝非,阎里未尝让(谴责)。”可见双亲俱在,且很慈爱,未尝见背。王充少时,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。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,戏钱爬树,王充从来不去参与,表现出孤介寡和,端庄严整的气质。这引起王诵的重视,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,八岁进他上小学。书馆中学童百余人,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,唯有王充书法日进,又无过错,未尝受责。学会写字,王充告别了书馆,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。

  《自纪》说:手书既成,辞师,受《论语》《尚书》,日讽千字。经明德就,谢师而专门,援笔而众奇。

 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,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《论语》《尚书》,与常人并无两样。乡学既成,王充乃负笈千里,游学于京都洛阳。在洛阳,王充入太学,访名儒,阅百家,观大礼,大开了眼界,大增了学问,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。

负笈京师
  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,当时是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(即光武帝)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,夺得天下后,特别注重文雅,尤向儒术。史称他“未及下车,先访儒雅”,收集典籍,征招遗隐,“于是四方学士,莫不抱负坟籍,云会京师。”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,光武皇帝特起太学,设博士,用他们来教授生徒,造就人才。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,而且典籍丰富,名流革集,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。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,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。

 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,大约在建武二十年(公元44年),谢承《后汉书》载:“班固年13,王充见之,抚其背谓班彪曰:‘此儿必记汉事。’”谢承书已佚,此文见于范晔《后汉书·班因传》李贤注。班因生于建武八年,比王充小5岁,班固13岁,王充到京师时,已年满18,正当汉光武二十年。风华正茂,正是学知识,长见识的大好时机。不过,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,盛行章句之学。传经注重家法师承,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,章有章旨,句有句解,称为“章句”。弟子们反复记诵,味同嚼蜡;恪守师训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,事无巨细,皆决于图谶,神学迷信,充斥学坛。太学教育,不仅方法僵死,而且内容虚诞。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、郑众、桓谭、班彪等人都在京师,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,博学淹贯,号称大儒。在数家之中,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,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。

  在思想方法上,王充又得益于桓谭。桓谭(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),字君山,沛国相(今安徽濉溪县)人。“博学多通,遍习五经”,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。著有《新论》一书。他治学的特点也是“训诂举大义,不为章句”,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。在思想方法上,颇具求实精神,喜好古文经学,常与刘歆、扬雄“辨析疑异”,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,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,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,常常调笔讥讽,“由是多见排抵”。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,王充特别欣赏,他在《论衡》书中多次赞赏说:“(桓谭)又作《新论》,论世间事,辨照然否,虚妄之言,伪饰之辞,莫不证定。”(《超奇》)“世间为文者众矣,是非不分,然否不定,桓君山论之,可谓得实矣。论文以察实,则君山汉之贤人也。”(《定贤》)

 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、司马迁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,但在数家之中,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,说“仲舒之文可及,君山之论难追”(《案书》片“彼子长(司马迁)、子云(扬雄)说论之徒,君山为甲。”(《赵奇》)认为舒仲其文虽奇,犹可学而及之;桓谭出语高峻,非可企及。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、扬雄相比,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。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,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。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,在阎里“分均若一”,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。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,也是当丞相的料。可惜他因非毁谶纬,贬死途中。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“素丞相”,以配孔子“素王”;并将桓谭作《新论》与孔子作《春秋》相比美:“孔子不王,素王之业在于《春秋》;然则桓君山不相,素丞相之迹在于《新论》者也。”(《定贤》)又说“质定世事,论难世疑,桓君山莫上也。”(《案书》)评定世间的事情,讨论世间疑难,没有一个比得上他。受桓谭的影响,王充对神学迷信、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,他后来撰著《论衡》一书,其主旨也是“解释世俗之疑,辨照是非之理”(《对作》),与桓谭《新论》的主题如出一辄。

 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,还有贾逵、傅毅、杨终等,俱曾为官兰台,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。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,在那里读书作文,皆由公家供应纸墨,条件优越,待遇优厚,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,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,世以为荣。

  贾逵,字景伯,扶风平陵人,东汉歹(的古文经学家。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《左氏春秋》。逵少承庭训;通《左传》及五经本文。《后汉书》本传又说他“自为儿童,常在大学,不通人间事”,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。他博通五经,兼明今古,对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周礼》尤其专门,特别是对《左传》的兴旺发达,功劳甚大。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《大夏侯尚书》、《谷梁传》也十分精通。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,史书说“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,学者宗之,后世称为通儒。”明帝时,拜为郎官,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。

  傅毅,字武仲,扶风茂陵人,少博学,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,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,因作《迪志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,自后名师儒者,“各以私意,分析文字”,师徒传相授受,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。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,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。相反的是,“秦虽无道,不播诸子”。由此看来,经书有遗篇,而诸子无缺文。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。

  王充认为:“诸子尺书,文篇俱在,可观读以正说。”王充说: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,“六经之作皆有据”。由此言之,“书(于史)亦为本,经亦为末。末失事实,本得道质”。可见诸子群籍,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,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。因此他说:“知屋漏者在字下,知政失者在草野,知经误者在诸子。”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,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,读读诸子百家的书,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。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,鹦鹉学舌地“师师相传”,代代相袭,殊不知“初为章句者,非通览之人也”(《书解》)。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。

 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、知识渊博的人来说,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。他形象地比喻说:“涉浅水者见虾,其颇深者察鱼鳖,其尤深者观蛟龙。”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,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。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:“入道浅深,其犹此也。浅者则见传记谐文,深者入圣室观秘书。故人道弥深,所见弥大。”他又比喻说: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,就是因为“多奇观也”。而“百家之言,古今行事,其为奇异,非徒都邑大市也。”他又说:“大川相间(兼),小川相属(归属),东流归海,故海大也。”倘若“海不通于百川,安得巨大之名”?人做学问也是如此,“人含百家之言,犹海怀百川之流也。”(《别通篇》)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。王充经子并重,博涉众流的特点,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。

 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,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,即:儒生、通儒、文人、鸿儒,他说:“能说一经者为儒生,博览古今者为通人,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,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。”并且认为:“儒生过俗人,通人胜儒生,文人逾通人,鸿儒超文人。”(《超奇》)儒生托身儒门,治圣人之经,学圣人之道,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;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,不知世务,不通古今,“守信师法,虽辞说多,终不为博”(《效力》),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;通人识古通今,诚然可贵,王充曾说过:“知古不知今,谓之陆沉;知今不知古,谓之盲瞽。”(《谢短》)但是识古通今,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,只要“好学勤力,博闻强识”即可做到,能力如何不得而知。如果“通人览见广博,不能摄以论说,此为匿书主人”,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,他认为:“凡贵通者,贵其能用之也”,如果学而不能用,“虽千篇以上,是鹦鹉能言之类也。”

  文人能草章属文,正是“博通能用”的人,故贵于通人。但是,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,不能“连结篇章”,写成专书,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,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。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,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,那么鸿儒就是“超而又超”,“奇而又奇”的特级人物,若与儒生相比,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,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;如果与俗人相比,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,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,具有天壤之别!他们是人中超奇,“世之金玉”。(《超奇》)汉代的谷永、唐林,能上书言奏,依经论事,属于“文人”;而董仲舒、司马迁、扬雄、刘向、刘歆、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,著书立说,则是“鸿儒”。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,视为稀世之珍:“近世刘子政父子、杨子云、桓君山,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……譬珠玉不可多得,以其珍也。”(《超奇》)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,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。他师事班彪,不守章句,博览百家……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。

 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,史无明文,袁山松《后汉书》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:充幼聪朗。诣太学,观天子临辟雍,作《大儒论》。袁山松书已佚,这条材料见于李贤《后汉书注》。注文作《六儒论》,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,“六儒”当为大儒之误。辟雍,周代为太学之一,汉代则作为尊儒学、行典礼的场所。据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,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(56年),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,光武帝便驾崩了。到了“明帝即位,才亲行其礼。”《明帝纪》说,水平元年(58年)十月“幸辟雍”,那么,至少在永平元年,王充尚在京师,其时他已32岁,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。明帝在即位之年,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,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。这年正月,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,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,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,既而登灵台,望云物,吹奏迎春的乐曲,观察物候的变化,制定《时令》书,颁给列侯、诸王,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“告朔之礼”。

  这年冬天,明帝又亲临辟雍,举行尊老养贤之礼。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“三老”,曾授明帝《尚书》的桓荣为“五更”,这天,天子先行到达辟雍,举行典礼,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(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)将三老五更接来,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。以宾主(而非君臣)之礼迎上柞阶。皇帝下诏“尊事三老,兄事五更”,三公九卿,各就各位。皇帝挽起龙袍,操刀亲割,将肉献(不是赐)给三老,还亲自给他酌酒;五更,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。接着举行射礼,射礼完毕,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,正襟危坐,执经自讲,诸儒执经问难于前。不够级别的“冠带缙绅”,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,隔岸观望了。这天,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。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、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,无疑是十分兴奋的,于是欣然作《大儒论》以颂其事。就是事隔数百年后,范晔作《后汉书》,在写到这一盛况时,也不无激动地说:“(明帝)坐明堂以朝群后,登灵台以望云物,袒割辟雍之上,尊事三老五更……济济乎!洋洋乎!盛于永平矣。”

仕途落拓
 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,王充学成之后,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,走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路子。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,《自纪篇》自叙其为官履历曰:在县,位至掾功曹;在都尉府,位亦椽功曹;在太守,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;入州为从事。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,东汉地方机构,实行州、郡、县三级制,王充历仕三级,但都位不离“掾”。掾,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。在县里,他作官至掾功曹,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。在郡里,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,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。在州里,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。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。

  王充为官的地方,可考知者有扬州、丹阳、九江、庐江等地,《自纪篇》曰:“充以元和三年(86年)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、九江、庐江,后入为治中。材小任大,’职在刺割。章和二年(88年),罢州家居。”这条自纪《北堂书钞》卷73和《太平御览》卷602引作“章和二年,徙家避难扬州丹阳。”有误,“章和二年”应作元和二年,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,非始往之年。辟,指征辟,被征去作官,不是避难。《后汉书》亦载:“刺史董勤辟为从事,转治中,自免还家。”辟字正作征辟讲。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(州)之一,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。丹阳、九江、庐江皆郡名,当时属扬州部所辖。在元和三年前,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。刘汝霖《汉晋学术编年》建初元年条,根据王充《对作篇》“建初孟年,中州颇歉,颍川汝南,流民四散,圣主忧怀,诏书数至,《论衡》之人,奏记郡守,宜禁奢侈,以备困乏。言不纳用,退题记草,名曰《备乏》”的自述,遂怀疑“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?”但别无旁证,难成定论。

 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,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,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。《逢遇篇》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:操行有常贤,仕宦无常遇。贤不贤,才也;遇不遇,时也。才高行洁,不可保以必尊贵;能薄操浊,不可保以必卑贱。或才高行洁,不遇,退在下流;薄能浊操,遇,进在众上。世各自有以取士,士亦各自得以进。进在遇,退在不遇。处尊居显,未必贤,遇也;位卑在下,未必愚,不遇也。

  古人常说“千里马常有,伯乐不常有”,贤才常有,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。生逢其时,仕遇其主,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;反之,如果生不逢时,所遇非人,即使才高八斗,德比夷齐,也会落拓在野,沉沦下僚。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。不过王充生当光武、明帝、章帝、和帝之世,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,征辟举拔之制,还是比较正常的,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,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。《后汉书》说他“仕郡为功曹,以数谏争不合去”。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,中州欠收,充曾上书郡守,主张厉行节俭,以备困乏,但“言不纳用”;时俗嗜酒,充以为酒耗五谷,又有醺酒滋事之忧,奏记郡守:主张“禁酒”,亦不被重视。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,既然言不纳用,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。

  王充在《累害篇》中又提出“累害”说: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,行节有毁伤不全,罪过有累积不除,声名有暗昧不明,才非下,行非悖,又知(智)非昏,策非味也,连遭外祸,累害之也。

  仕宦留滞,行迹诬伤,有罪不除,声名狼狈……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,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。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“三累三害”。何谓三累三害?充说:乡里有三累,朝廷有三害。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:朋友反目,相为毁伤,一累也;庸才忌妒,毁伤高才,二票也;交游失和,转相攻击,三累也。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: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,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,长官又不明察,信纳其言,一害也;同僚爱好不同,清浊异操,“清吏增郁郁之白,举涓涓之言”,名声越来越洁白,见解越来越高明,浊吏自惭形秽,怀恨在心,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,陷害重罚,二害也;长官亲幸佐吏,佐吏人品不高,提拔邪回之人,对不肯附从的“清正之士”必然心怀不满,在长官面前诋毁他,三害也。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,生动而具体,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。

【评价】
 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,唯物主义哲学家。整个东汉二百年间,称得上思想家的,仅有三位:王充、王符、仲长统。王符(公元85—162年),字节信,著有《潜夫论》,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,其议论恺切明理,温柔敦厚;仲长统(公元180年—220年),字公理,著有《昌言》,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,其见解危言峻发,振聋发聩。王充则著《论衡》一书,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,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,许多观点鞭辟入里,石破天惊。《论衡》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“百科全书”。就物理学来说,王充对运动、力、热、静电、磁、雷电、声等现象都有观察,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。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王充把人的发声,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;把声的传播,比喻为水波的传播。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: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,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。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,是17世纪的事,比王充晚1600年。

  范晔《后汉书》将三人立为合传,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。三家中,王充的年辈最长,著作最早,在许多观点上,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,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,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。

 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,特别是汉代经学,进行了论难,有时甚至怀疑古经,上问孔孟,著有《儒增》《书虚》《问孔》《刺孟》等专篇,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,向孔孟圣贤发难,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,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。清乾隆皇帝御批:王充“刺孟而问孔”,“已有非圣无法之诛!”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“非圣无法”之罪,但也多挥毫濡翰,口诛笔伐。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,因《论衡》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,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,说王充“实三千之罪人”!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,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。

  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下,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《论衡》列入无所宗师的“杂家”类。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“南方墨者之支派”。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,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,是反孔的急先锋……凡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,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,但是,从学术的角度看,我们认为不能仅凭“问孔、刺孟、非儒”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,而应视其所问、所刺、所非的具体内容。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,笔者认为: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,他不仅是一位儒者,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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